王建业

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您自己。

上世纪70年代末，我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在北大取得学士学位后不久，我便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于1989年5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开始投身于非洲国家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经济转型的事业中。1994年至1996年，我曾作为IMF驻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位常驻代表，第一时间见证了苏联经济的瓦解。我们与政府当局共同抗衡恶性通货膨胀，引进本国货币，最终稳定了经济局势。在我的IMF生涯中，一部分时间在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谈判和重新规划，包括为一些负债累累的贫困国家减免债务，其中有许多是位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此外，我还主持了IMF为成员国提供的宏观政策咨询及贷款结构性调整项目。
2008年，我回到了阔别近25年的故土——中国，成为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经济顾问。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我临危授任，带领团队应对由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全球经济动荡。在那段时间里，我关注着各种货币、债务及结构性改革，这些事件不仅对中国，也对我们在全球的工作至关重要。
 

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在上海纽约大学金融波动研究所的工作情况？

2014年11月27日，上海纽约大学金融波动研究所（VINS）正式成立。我们的任务是创造科研与合作机会，共同研究中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监控和分析金融风险的需求日益显著。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正在经历的转变，即从由少数大型国有银行主导的体制结构，转变为由证券市场，或更广义地说——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以及小型私立机构占更多比重的机制。对于金融风险实证性研究需求的增长也反映了中国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开放。
中国已经成为了拥有大量外国资产的高储蓄率国家。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量私人持有外资的现象，对外投资会高于对内投资，中国将变成净资本输出国。国内的公司和私人投资者越来越瞄准海外的投资机会和风险。此外，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交易中的用处也将日益广泛。VINS旨在助力学术探索，支持分析研究，以认识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

“经济”带您走遍世界，给了您多样的经历和视野。是什么让您最初对经济学感兴趣的？

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在家乡广州当工人。我们工厂生产电话零件，并非三星或苹果那样的手机，而是在老电影中才能见到的手摇式电话。当时我负责领导一个有一百多位工人的车间，但是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工厂效益不好，在那里我看不到希望。我意识到有许多东西需要向经济发达地区学习，不仅仅在科技领域。
很庆幸，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后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全国性高考来选拔大学生。我通过了考试，并被中国顶尖学府——北京大学入取。工厂的经历让我明确了自己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在北大的求学时光。最初我想研读数学或工程，但我意识到经济管理上的落后才是阻碍国家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对经济知之甚少，但之前在车间工作的时候，确实遇到过经济问题。
“经济”二字取自“经世济民”。“经世”是指治理国事，“济民”是指造福人民。我认为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正是我想要学习的东西。因此我选择攻读经济。

您喜欢在上海纽约大学教书授课吗？

这一年来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现在的学生不愧为新世纪的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以及与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同学们同坐在一个教室里互相交流，他们能知天下事。从文化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学生已经与我这一代人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与外国同学沟通交流。
我们的学生有活力、聪明、上进、又刻苦努力。他们都是90后，我强烈地觉得他们需要了解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领域的过去，特别是近三四十年以来发生了什么。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位置，也许还会促使他们思考未来以及学成之后要做什么。
高等教育应当培养有建设性、有创造力、敢于创新、有思辨力以及置之海内外皆能游刃有余的全面型人才。他们应当不仅仅像技术工人一样，拥有社会所需的一技之长，就不假思索地工作挣钱。我眼中的高等教育应当灌输学生受用一生的价值观念。
据我所知，很多学生不希望被自己的职业所局限，或者只是成为企业里的技术工人。那么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根据您自己的经历，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是哪些或者哪个关键因素让您有机会得到这么多不同的经历？
在我这一代人里，我算是非常幸运的。从广州到北京，北京到纽约，再从华盛顿到世界各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那些年，我遍访各个国家，或贫穷或富裕。我想对我们的学生说：保持开放的心态，享受大学生活；要广泛阅读，不要狭隘地局限于课本知识。世界在发展，我希望学生们能意识到：个人知识的期限无法长久，最重要的是培养学习和适应能力，以及批判思维和创造力。

您怎样看待上海纽约大学的发展？

我认为上海纽约大学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好的进展。去年11月份，学生们举办了“编程（创客）马拉松”。一些参赛学生仅仅在这里学习了三个学期，就表现出了相当强的能力。等这些学生升到大三和大四，变得更加进取，必将取得更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上海纽约大学发展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一代有创新精神的学生，我们要培养他们不仅能说，更要能做。他们不但应该知道怎样通过考试，更应该有道德责任感。